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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戏剧艺术家、话剧导演艺术家、文学翻译家焦菊隐逝世

分享人:无礼萌主2016-02-03

 焦菊隐 
焦菊隐

  1975年2月28日,我国戏剧艺术家、戏剧理论家、话剧导演艺术家、文学翻译家焦菊隐逝世,享年69岁。

  人物简介

  焦菊隐,中国戏剧家、导演。原名焦承志,曾用名菊影,天津人。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。1930年创办中华戏曲学校,任校长。1935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,获博士学位。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,先后在四川、北平(今北京)等地从事戏剧教育、编导和译著,并创办北平艺术馆。

  翻译出版聂米罗维奇·丹钦柯的《文艺·戏剧·生活》和《契诃夫戏剧集》等。建国后,历任北京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、中国剧协艺术委员会主任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等职。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和艺术上的奠基人之一。

  主要经历

  1924年进北平燕京大学政治系读书,开始诗歌、小说创作。散文诗《人间》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同情。同时翻译莫里哀和歌尔多尼等人的剧本。

  1928年毕业后,任北平市立第二中学校长。

  1930年创办北平戏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。

  1935年,焦菊隐到法国的巴黎大学攻读文科学士,后来写出的博士论文是《近日之中国戏剧》,获文学博士学位,次年回国。

  1938年,焦菊隐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中,就任江安国立剧专的话剧科主任,教授导演、表演、舞台美术和剧本宣读等课程。

  抗战胜利后,任北平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,创办北平艺术馆,这期间他导演了话剧《夜店》和《上海屋檐下》。

  194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国语文学系主任。

  1950年焦菊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老舍的话剧《龙须沟》,以完美的舞台艺术形象、鲜明的人物性格、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,展示出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魅力。

  1951年初,北京人艺诞生前,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焦菊隐受托执导话剧《龙须沟》,因此坊间素有“先有《龙须沟》,后有北京人艺”之说。

  1959年5月,焦菊隐首次将郭沫若的《蔡文姬》搬上舞台,他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戏曲艺术方法,提出了“似与不似的统一、形似与神似的统一、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、有限空间与无限空间的统一”的美学思想,实现了话剧民族化前所未有的突破,《蔡文姬》也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。

  1952年至病逝,一直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、总导演兼艺术委员会主任,曾导演许多中外名剧。

  他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,创立了独具民族风格的导演学派。这时还翻译俄国作家的戏剧和小说,向国内读者介绍俄国19世纪的文学。

  作为杰出的戏剧家、教授和翻译家,焦菊隐在“十年动乱”中同样没有逃脱“四人帮”的迫害。一连串的迫害使这位孤苦的艺术大师感到心力交瘁,积郁成疾,他被诊断患了肺癌。

  1975年2月28日,凌晨五时十八分,我国戏剧艺术家、戏剧理论家、话剧导演艺术家、文学翻译家焦菊隐逝世,享年69岁。

  主要作品

  1938年,在大后方和北平先后导演了话剧《一年间》、《明末遗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、《桃花扇》,以及《夜店》、《上海屋檐下》,等等。新中国成立,他参加创办北京人艺以后,“为了创造具有民族风格、民族气派的中国话剧”继续导演了《龙须沟》、《明朗的天》、《虎符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三块钱国币》、《茶馆》、《蔡文姬》、《胆剑篇》、《武则天》、《关汉卿》等一系列经典剧目。

  主要成就

  焦菊隐对中国古典戏曲和西方戏剧都有精深的研究。他的艺术作风和治学态度勤奋严谨,勇于创新,在话剧舞台艺术实践中,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,他的导演创作方式对形成剧院的艺术风格起了决定性作用。他的导演创造,善于吸收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手法,融会贯通地运用话剧艺术,在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上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  焦菊隐所创立的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导、表演理论的中国学派,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
  首先是焦菊隐建立在“戏剧-诗”观念基础上的导演理论。焦菊隐将导演看作是一种二度创造的艺术,这种二度创造要求导演深入理解剧本,体验作家,将导演自己的创造性与剧作家的创作动机结合起来,从而找到最适宜表现剧本特定内涵的舞台演出形式,真正传达出剧本的底蕴,并在舞台上营造出诗意的氛围。

  其次是焦菊隐以“心象说”为核心的表演理论。作为将斯氏表演体系与中国话剧现实相结合的产物,“心象说”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有效地纠正了20世纪50年代初片面理解斯氏体系,空讲体验所造成的偏颇,为中国话剧演员,尤其是青年演员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创造角色的方法,而且在若干环节上发展了斯氏体系,弥补了斯氏“体验说”的某些缺憾。

  第三是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理论。通过将传统诗学和戏曲美学融入现代话剧理论,焦菊隐提出了话剧民族化的若干美学原则,如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,由形似而达到神似,以少胜多,以动带静等等。他还分别探讨了话剧语言、结构、表现技巧如何既借鉴传统戏曲同时又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,并从理论上予以概括,试图创立一种话剧的“现代的民族形式”。所有这些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

  焦菊隐的导演成就倍受称誉,被认为是“五四以来的戏剧艺术──特别是导演艺术最高成就之一”。

  焦菊隐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

  1973年,北京话剧团(北京人艺在“文革”中被迫改成的名字)排练了一个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话剧《云泉战歌》,当时上边来了一个新精神——对于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要实行“一批、二用、三养”的政策。于是,剧院“军工宣队”准备征求一下焦菊隐对这个戏的意见。

  焦菊隐这时已经离开了“牛棚”,刚刚放到群众当中去继续接受监督和改造,接到看连排的通知以后,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演员(也是他的学生),马上来到他住的小平房里以好言相劝。

  演员想了一下说:“如果非去不可,我提出三个办法供您选择——第一,是看完戏以后一言不发,这样他们就抓不住您的‘辫子’,顶多说您不够积极;第二,是光讲好的方面,一个字也不要批评,他们顶多说您有顾虑,不诚恳;第三,是凭着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,想到说什么就说什么,这可能是最危险的。”

  焦菊隐听后一阵沉思,没有吭声。

  演员继续说下去:“我不希望您选择第三种办法。因为这种办法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即使暂时不批您,也会记下一笔账,以后是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敲打的。”

  演员看得出焦菊隐是要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,为此心里不由得有所担忧。

  焦菊隐看《云泉战歌》连排的那一天,特意换上一身衣服——一件半旧的灰色毛料中山装,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,连裤线也是笔直笔直的。而且,如同以往一样,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乱,乌黑发亮。他走进首都剧场后楼的三楼排练厅,来到最后一排座位上,和一些演员一起看戏。

  连排结束以后,并没有人征求焦菊隐的意见,他对此也不在乎,便自自然然地回到史家胡同宿舍大院那间又阴冷、又黑暗的小屋里去。

  第二天,“军工宣队”派人来找焦菊隐谈看戏的观后感。焦菊隐认真地想了一下,说出:“政治上刚及格,艺术上只能给20分。”这些话在“文革”当中,出自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之口,就像爆破了一颗原子弹。听意见的人顿时惊吓得目瞪口呆,并且深为焦菊隐捏了一把汗。

  这个严重的政治和艺术表态很快就上了剧团的第13期《情况简报》,当作一个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”——“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”的突出事件,既上报,又下发。

  那位热心的演员马上找到焦菊隐说:“您可捅大娄子了!三种办法您为什么单单选了最坏的一种呢?”焦菊隐似乎是有所准备的,缓缓地解释道:“我这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良心办事的,你跟我排了不少戏,你应该了解我,我知道你的办法都是出自善良的愿望,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至于‘军工宣队’对我的意见有什么看法和打算,我是根本不作考虑的。”

  这就是焦菊隐一生当中,在戏剧问题上最后一次难能可贵的、难以忘怀的表态。尽管他那时已经被剥夺了一切从事艺术活动的权利,但是凭着艺术家的良心,对一个所谓“三突出”的剧目,竟然提出了公开的、尖锐的、不留情面的批评,实属既有胆又有识而难能可贵。

  焦菊隐常常在内心痛苦难以控制的时候,跑到北京城墙根儿大哭一场

  到了1974年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的运动高潮中,焦菊隐在北京市文化系统于北京展览馆召开的千人大会上,再一次被“毛泽东思想解放军、工人宣传队”的负责人点名批判,并定性为“为30年代反革命文艺黑线翻案,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新生事物”的、顽固不化的、死不改悔的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。为此,焦菊隐这位曾以“南黄(佐临)北焦(菊隐)”闻名于全国的,甚至全世界的,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戏剧事业的,并在话剧事业上已经做出了开拓性、历史性、突破性伟大功绩的人,竟然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,万般无奈又悲愤满怀地向友人说:“我已经彻底绝望了,今后恐怕再也不能做导演了!”

  “文革”后期中的一天清晨,焦菊隐心灰意冷,在无处可走、无人可叙说的情况下,来到前夫人秦瑾的家里。

  他们相对无言,停顿了许久以后,焦菊隐说:“老舍跳太平湖自杀了!你知道吗?”秦瑾说:“知道了。”又停了一下,焦菊隐继续说:“其实我很理解老舍,士可杀不可辱,读书人凛然正气嘛!告诉你吧!我多少次想走老舍这条路,为了可怜这两个孩子,我从护城河边又走回来了。她们小小的年纪,读不了书,又当了狗崽子,任人欺凌,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她们,要是再给她们背上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,她们怎么活下去啊!所以我一直硬挺着,忍受着不堪忍受的凌辱。”秦瑾听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,没有说什么。焦菊隐回忆说:“记得几年前在首都剧场开梅兰芳的追悼会,那天我紧排在老舍的后面,老舍回过头幽默而感伤地对我说——‘焦菊隐,在死神面前我们也正在排队呢!’这话深深地埋在我心里。”他提高声音说了下去,“我多少年有个习惯,每天晚间上床脱鞋时,总要默念着明天该完成哪几件事,可现在我每天晚间上床脱鞋时,心里默念着老舍,我说,老舍啊老舍,我是紧排在你后面的一个,带我走吧!明天别叫我再穿上这双鞋了!”说到这里,焦菊隐强忍着满眼的泪水,赶忙摘下近视眼镜拿在手中,反反复复地用手擦起来……

  焦菊隐曾经由于视网膜脱落在同仁医院治好了,这时因为身心受尽折磨使视网膜再次脱落,但是再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。他住在小黑屋里光线很差,又毫无办法,只能在桌子上放一块吸铁石,把一些钥匙、剪子、小刀等工具,都放在吸铁石上,以便于用着方便。而且,焦菊隐常常在内心痛苦难以控制的时候,跑到北京城墙根儿大哭一场。他曾经自言自语地说:“没有文化的人,搞文化大革命,把几千年文化传统都搞掉了,留下的是打、砸、抢文化。像老舍这样的人才,五十年、一百年也不一定能出一个,活活地硬给逼死了。这个损失比自然的灾害要大得多啊……”

  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近于崩溃的情形下,焦菊隐感到胸部非常不适而住进了医院,并确诊为晚期肺癌,动手术也已经无济于事了。医生们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,没有把这个不幸的“判决”告诉病人,但是焦菊隐还是通过病床栏杆上的卡片,从一般人并不认识的拉丁文字里,知道了是得了什么病和严重到了什么程度。

  焦菊隐为了不给亲朋好友们带来痛苦,面对这一切装作什么也不了解, 只是平静地要求见见下乡插队的大女儿焦世宏。当他见到从延安赶回来的焦世宏以后,出人意料的竟然说出这样一席话来:“我在‘文革’中写了几百万字,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戏剧著作都多,可惜全是交待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。我的来日不长了,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,只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,要把它留给后人。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,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。我要争取把自己多年探索实践的收获,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交给后人。我现在是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,什么顾虑也不会再有了……然而,这可就要为难你了,孩子!”

  焦世宏还没有把父亲的话听完,就已经是泪流满面、泣不成声了。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能连连点头表示要照此办理。

  在这以后,焦世宏为此准备好一个像样的大笔记本和一支钢笔。

  然而,事与愿违,焦菊隐由于对化学放疗的反应非常强烈,病情急转直下,很快就进入了弥留的状态。万分遗憾的是,在他就要离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的时候,连自己最后一个善良的、崇高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得以实现。人们对此也只能是欲哭无泪,愤愤不平,又束手无策。

  焦菊隐在病床上辗转反侧,疼痛难忍,唯一使其牵挂的事,是焦世宏按照政策规定早应办理却迟迟没有办成的回到北京之事。当焦菊隐在病床上紧紧拉着女儿的手,用含糊不清的话问:“你……的户口……落上……了吗?”焦世宏点头答:“您放心吧,已经落上了!”这时,焦菊隐才面带笑容地合上了双眼,撒手西去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当医院把病危通知书送来的时候,“军工宣队”的负责人赶到病房,竟然大声地追问:“焦菊隐,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要向组织上交待吗?”当焦菊隐微微摇头以后,负责人立即向家属宣布了三条必须遵守的“规定”:1.不许给死者尸体穿衣服,只能用一条旧床单包裹起来火化;2.保留骨灰的木盒子只能使用最便宜的7元钱一个的;3.不许选墓地立石碑,骨灰盒也只能存放在八宝山公墓的地下室里。

  焦菊隐先生——一位博学多能,才气纵横又著作等身、硕果累累,而且桃李成蹊的当代中国戏剧大师,于1975年8月28日,享年69岁,悄悄然地、冷清清地、有悔有怨有恨地走了。他永远不会回来了,永远不会再说出想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了。

关键词: 话剧 老舍 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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