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对于该事件的评价是什么样的

古城清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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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2-11 | 阅读:手机版
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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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关人物

  王明

  王明(1904~1974)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。原名陈绍禹。安徽金寨人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,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。在米夫的支持下,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,1929~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。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。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。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,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。同年10 月去苏联,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、书记处候补书记。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,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、“左”倾冒险主义,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。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,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。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,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。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、不要斗争,使他领导的地区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。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,免去他的书记职务。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。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“完全同意和拥护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。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,但已去苏联就医,从此拒不回国。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,攻击中国共产党。1974年3月27日卒于莫斯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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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顾祝同

  顾祝同(1893~1987)中国国民党军将领。字墨三。江苏涟水人。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。1922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。1924年黄埔军校初创时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。次年东征中任教导第2团营长、第2团团副,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谋长、副师长。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。次年9月任第九军军长。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时,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、洛阳行营主任。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,年底任江苏省政府主席。1933年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“围剿”,任北路军总司令。1935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。西安事变后,兼任西安行营主任。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,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、司令长官,兼江苏省政府主席。1941年1月,根据蒋介石的指示,在安徽泾县策划指挥了皖南事变。1945年5月,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。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主任等职。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。1948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。1949年4月,重任陆军总司令,12月任“西南军政长官”。1950年去台湾,曾兼台湾“国防部”代部长。1972年任“总统府”战略顾问。1987年1月17日卒于台湾。

  失败原因

  错误方针

  第四次“围剿”失败后,经过短暂休整,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“围剿”。1933年7月,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,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。训练“惟一的目的,就是要消灭赤匪,所以一切的设施,皆要以赤匪为对象”。对应其“从前剿匪剿不了,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,而是我们精神不良”的认识,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、团结精神的教育。训练结果,按蒋自己的说法:“因为时间过于短促,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,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,和所表现的仪容、态度、动作,比两星期以前,完全不同了。”同时,干部集中、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、各派别的军官“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,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,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”,也发挥了一定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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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,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,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,如他所说:“此次剿匪,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,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。”这和第一、二次“围剿”时视红军为“地方事件”,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。吸取前几次“围剿”失败的教训,蒋将新一次“围剿”定位为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总体战。基本原则为“三分军事,七分政治”:即“用三分的力量作战,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”,“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,来摧毁土匪的武力;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,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,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”。秉着总体战的思路,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政策,严密统治、收揽人心,其中,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。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、交通和邮电封锁,严禁粮秣、食盐、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,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,蒋介石判断:“匪区数年以来,农村受长期之扰乱,人民无喘息之余地,实已十室九空,倘再予以严密封锁,使其交通物质,两相断绝,则内无生产,外无接济,既不得活动,又不能鼠窜,困守一隅,束手待毙。”用心既狠且辣。

  战力悬殊

  蒋介石在第五次“围剿”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,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周恩来曾经谈到,蒋介石在“第五次‘围剿’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、实行封锁,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”。确实,和前四次“围剿”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,第五次“围剿”进行过程中,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,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。从外部环境看,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。长城抗战并签订《塘沽协定》后,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,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,此后直到第五次“围剿”结束,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,南京政府获得第三、四次“围剿”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。与此同时,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,与英、美等国加强联系,行政院副院长、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,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。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“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”。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,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,据中央信托局统计,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,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。这些,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、经济联系,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。第五次“围剿”期间,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,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,发挥了相当效果。粟裕回忆:“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,战斗力强,擅长打野战,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…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,就手足无措,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。”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:“蒋军在第五次‘围剿’时,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。”“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,至少也有一挺。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,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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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资源困窘

 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,其所依恃、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,应该说,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“围剿”作战的弱点。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,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。中共自己承认:“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,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‘荡平赤匪’。”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,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,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,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:“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,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,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‘围剿’失败的原因之一。”

  在消耗作战中,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。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,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,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,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,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。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,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“尚有七十万壮丁”,1933年5月至7月,扩大红军约5万人,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.2万多人,总计约16万人,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/4。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、工厂工人、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、富农分子等,如果总计起来,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。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,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(16岁至45岁)407人,其中出外当红军、做工作的320人,占79%。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,出外当红军、做工作的1018人,占77%。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,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,1934年4月,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,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。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,并加紧“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”,以最大限度地“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”,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,1934年春耕期间,主要因劳动力缺乏,各地“尚未莳好的荒田,不下十二万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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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毁长城

 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,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。不可否认,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,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。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:“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,苏区农民,几占十分之七八,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,即每人或分有田地,或惑于所谓‘红军眷属优待条例’,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。”红军在前几次“围剿”中的胜利,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,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第一次“围剿”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:“匪区民众,久受赤化,所得我方消息,即行转告匪军。”参加第三次“围剿”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:“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,或逃亡,或随红军行动,欲雇挑夫固不可能,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,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,变成盲目。”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,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:“讲到军纪方面,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,无论官兵,纪律还是很好,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,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,还是不十分骚扰。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,是不如他们!”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“围剿”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。但是,1933年前后“左”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,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政策,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,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。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,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,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,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,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。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,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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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战争评价

  此战,持续1年之久,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,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,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,为保卫苏区,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,付出了巨大代价,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。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,使这次反“围剿”作战始终处于被动,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、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,被迫进行战略转移,开始长征。不过李德回忆说在国民党采取逐步结营稳扎稳打的前提下,如何进行游击战,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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