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的背后原因:民族大融合引发的藩镇危局

雨漫天

分享人:雨漫天

2016-02-03 | 阅读:

  安史之乱是唐代一条重要的分界线。战前社会经济充分发展,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,处于封建盛世的顶点。战后经济遭到破坏,藩镇割据兴起,朝廷财政危机不断。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出现的原因,人们意见分歧,说法众多。那么,这个事件的起因到底是什么?

  天宝十四年(755年),身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,以奉旨诛杀杨国忠为名,在范阳发动叛乱。叛军势如破竹,一路攻陷陈留、洛阳,直逼潼关。次年,安禄山在洛阳称帝,国号大燕。六月,叛军攻克潼关,进军长安,玄宗仓皇出逃。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即位,是为唐肃宗。玄宗被尊为太上皇。这场叛乱直至代宗广德元年(762年)史朝义兵败自杀,才算勉强平息。至此,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。

  安史之乱对唐中后期影响重大。叛乱之后,唐朝政局趋于混乱,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坐大,经济遭到极大破坏,安史之乱成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因此,安史之乱历来都是唐史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。在谈到安史之乱的起因时,大家有不同的认识,呈现百花齐放、众说纷纭之势。人们分别从军事、经济、民族、阶级斗争、用人得失等各个角度阐述了叛乱爆发的原因。

  一些人着重从军事角度来阐述安史之乱的起因,认为设立藩镇、边兵过重是叛乱爆发的原因之一。唐前期,在边防要地设置藩镇,以节度使统领军队,代表皇帝驻守边疆,后来逐渐推广成为制度。到了玄宗时期,在边地设置了九个节度使,每个节度使拥有2至9万人的军队,而当时唐朝全部军队的总数不过57万。节度使的边兵要比京师及内地的兵多出6倍,且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疆地区,这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。节度使不仅拥有长期受自己控制的军队,还兼管着当地的民政、财赋,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,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。

  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,认为设置边镇与节度使并不是动乱发生的原因。他们从经济的角度出发,认为相邻民族经济发展差距过大,会使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,向经济发达地区施行掠夺与侵略。也就是说,安禄山是被当时中国繁荣景象所引诱,才发动了叛乱。

安史之乱的背后原因:民族大融合引发的藩镇危局

 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,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和调整。他整顿纲纪、废除苛法、重视生产、对外开放,天下太平,经济繁荣,开创了有唐一代的盛世,史称“开元盛世”。史书记载,开元盛世之时,谷物连年丰收,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,有的陈年稻谷都已腐烂,繁荣富裕可见一斑。而唐代交通较为便利,水陆交通贯通全国,江淮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漕运送往京师。玄宗时的漕运改革,使他不必移驾洛阳,便可坐享江淮的丰富物产,这使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十分眼红。而玄宗长年不至洛阳,无法直接掌控河北军队,也给了安禄山在此地坐大的机会。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,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、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大的权力,便趁朝廷不备之际,发动了叛乱。

  再反观唐朝经济,虽然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,但盛世背后,己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。唐朝赖以富强的“均田制”遭到严重破坏,土地被大官僚、大地主、大豪商大量兼并。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,破产流离的绝境。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,使经济恶性膨胀。到玄宗执政后期,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,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悬殊。贫富差距的极端化,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。失去土地的农民承担不起日益繁重的赋役,被迫背井离乡,四处逃亡,生活越来越艰苦,只有沦为大地主的荫户、奴埠或者是铤而走险、占山为王,以劫掠为生,甚至是聚众造反,进行武力反抗斗争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,给了安禄山之流可乘之机。

  富裕奢侈的生活也腐化了统治阶级的头脑,政治腐朽、精神堕落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、夺取更多的财富与权力,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在不断激化。部分学者便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一角度来阐述安史之乱的起因。认为安史之乱实际上是一次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。首先是宰相与寒族、胡人之间的矛盾激化。唐初原就有“出将入相”的制度,但到了李林甫任宰相之时,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,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。胡人没有文化,不识汉字,即使有再大的功劳,也不可能入朝为相。这样,他就可以长期占据相位。殊不知此举必然引起胡人的不满。而边防重镇长期落入胡人之手,也是一种隐患。当杂胡出身的安禄山实力扩大又极得玄宗宠信之时,必然不将贪暴无能的宰相放在眼里,两人的明争暗斗,促使了安禄山举兵叛乱。杨国忠继李林甫为宰相后,见其手握重兵,飞扬跋扈,亟欲除之,他多次在玄宗面前陈述安禄山有叛乱之心,但玄宗始终对安深信不疑。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,派门客捕杀安禄山的心腹,希望能激怒安禄山,促其叛乱。后来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之名起兵叛乱,盖缘于此。其次,安禄山与太子的矛盾也是原因之一。安禄山曾为了讨好玄宗,不拜太子,声称“只知陛下,不知太子”。这样的言行必然引起太子的强烈不满。到玄宗年事渐高,身体渐弱之时,安禄山担心玄宗一死,太子即位会对他不利,遂生叛乱之心。

  也有从民族矛盾来探讨叛乱爆发的原因的。唐朝虽属开放型的封建王朝,但在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影响下,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。玄宗时期,就多次攻伐奚、契丹部落。但同时,玄宗又完全不设种姓之防,宠信杂胡安禄山,任由他大肆提拔胡将,排斥汉人。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(755年),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,还养同罗及降奚、契丹健儿八千多人为假子。他以后的叛乱就是以这些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就提到:“安禄山的势力,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。此种胡兵团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,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。他们一旦羽翼长成,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。”个别学者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,认为安史之乱的参与者以粟特人为核心,叛乱是粟特人问鼎中原的一次明显的表现。安禄山打扮成该族的光明之神,以此为号召,在当地粟特人聚集部落,利用粟特人的组织和理财本领,组织起叛乱。这两种观点都视角独特,同时也深化了对这场叛乱的认识。

  最为普遍的看法,要属认为玄宗腐朽统治是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。这种观点把安史之乱的起因归结于玄宗统治失误的个人因素,包括他的任相非人、拒谏杀谏、沉溺酒色、不问政事、任用胡人、姑息养奸等等。玄宗享有太平之世日久,以为天下太平,从此万世无忧,“宴安骄侈”就代替了“励精图治”。从早年的积极纳谏转变到拒谏甚至杀谏。对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君子憎恨排斥,反而“远正士,昵小人”。他罢黜张九龄,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,正是安史之乱的祸端。玄宗迷恋杨贵妃,还使其一家得贵。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,从兄不是朝中高官就是驸马。而另一从兄、不学无术的杨国忠竟出任宰相,甚至身兼四十多个职位。封建纲纪完全乱套了。玄宗对杨氏一门的宠溺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财政和军国大事。他“视金帛如粪壤,赏赐贵宠之家,无有限极”。仅三位国夫人每年的脂粉费就要赐钱百万,其他赏赐更是不计其数。他还无数次地带杨贵妃临幸华清池,铺张浪费更是史上罕见。因此,唐以后各代皇帝都对“女祸”有所防范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说过:“昔玄宗内惑于声色,外蔽于权奸,以养成安史之乱。”这“声色”就是指杨贵妃的女子之祸,而“权奸”则是指任相非人。

  当然,也有学者并不赞同以上观点,认为个人统治的得失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。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叛乱的起因,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的必然。安史之乱是唐前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。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压制日益强大的藩镇势力。他以传统的御臣之术来驾驭边将,以藩镇牵制藩镇。重用安禄山就是为了保持藩镇之间的力量平衡。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以哥舒翰和安禄山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。玄宗根本无力阻止这场灾难的降临。

  还有人认为玄宗对藩镇势力过于信任,毫无警惕,招致大祸。但有人不同意,认为玄宗面对崛起的强藩,并非毫无顾忌,对安禄山也不能说毫无警惕,作为一个封建君主,他只能用传统的御臣之术驾驭边将,再通过各镇蕃将控制各地的镇军,因而无力制止必然到来的灾难的发生。

  有人认为这场战乱既不是民族矛盾尖锐的结果,也不是社会矛盾、阶级矛盾激化所致,是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,朝廷虚弱,又给安禄山提供了叛乱的可乘之机。由于军事体制的变革,边防形势变化的需要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,使得安禄山手握重兵,遂有了造反的野心。更有人认为安禄山是在李林甫拉拢和指使下势力膨胀,企图在唐玄宗死后以武力推翻太子李亨的一个配角。

  有人认为唐玄宗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,两人积极地执行玄宗加强对农民剥削和扩大对各族战争的政策,而这种政策使得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了起来,终于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。因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玄宗置相非其人,而是玄宗为首的统治者没有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,制定正确的方针。

  可以这么讲,像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,其起因本来就是相当复杂的,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都不能完全概括出它的起因。只有将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,我们才能更清晰、透彻地看到历史的真相,相信这一历史谜案解开的日子已经不远。

免责声明:以上内容源自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,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标签:安史之乱 叛乱 胡人 提示:按 ← → 方向键也可以换文章哦

前一篇:唐朝藩镇割据现象解密:过于强大内附的民族过多 后一篇:外戚轮番掌权的两汉:严重制约汉朝进一步的发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