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时期的学英语风潮:光绪清晨四点开始上课

橘子味道

分享人:橘子味道

2016-01-24 | 阅读:

      孔子曰: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?大英帝国特使——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,请求互通商贸,却吃了闭门羹,无奈悻悻而返。走时,马戛尔尼抛出一句狠话:“中国至少在过去150年里,没有改善,没有前进,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;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,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”,“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”。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,果不其然,半个世纪后,鸦片战争爆发,英国人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,英吉利的商品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。随之而来,当然还有英语。

  皇族:九五之尊 “压力山大”

 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,让世人诟病不已。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,有2.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。前者是一手缔造“康乾盛世”的康熙皇帝,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“戊戌变法”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,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“亡国之君”宣统了。

 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《尼布楚条约》的谈判中,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。回京后,于1708年设立“内阁俄罗斯文馆”,让八旗子弟“专习俄罗斯文字,以备翻译”。到雍正年间,又从四译馆中分出“西洋馆”,“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”,以《华夷译语·拉氐诺话》作为教材。《华夷译语》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,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,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。可笑的是,《华夷译语》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——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,如“Don"t answer at random”注音为“洞脱,唵五史为,阿脱,而蓝道姆”,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。

晚清时期的学英语风潮:光绪清晨四点开始上课

  两个世纪后,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。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,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,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,但口语却糟糕至极。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,并致函各国公使。无奈,公使们不给面子,纷纷婉言谢绝。虽然不得已身为“傀儡”,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、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。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“呕哑嘲哳难为听”的“蛮语”,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,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,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了。

  1917年6月,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。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,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。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,教授溥仪英语。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,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,用的课本是《英文法程》;随后开始读《伊索寓言》、《金河王》、《爱丽丝漫游记》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、地理;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、童话、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,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。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,最后能用英语翻译《四书五经》,庄士敦相当满意。幼年时的英文学习,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。1945年东京审判时,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,对答如流,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。

  学校:中西并进 “寄托”美国

 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“摆设”。到了晚清,在外交场合,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。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,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,但有一点共性是,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。迫于这种情况,清廷在奕 等人的奏请下,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,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。除此之外,各地的水师、船政、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。

 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。在英语教学上,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“语法翻译教学法”,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。低年级的学生往往“浅解辞句、练习句法、翻译条子”,到了高年级,课程则扩大为“翻译选编、翻译公文、练习译文”等内容。同时,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,成绩显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。

  并入京师大学堂(北京大学前身)后,这种英文学习法仍没有多大改观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:“那时候学英语,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、循序渐进,我们认、读、写英文字像认、读、写汉文方块字一样,先生硬教,学生硬记,天天默写单词,天天背课文……”

  不久后,北京大学的老冤家——清华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。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,清华学堂必须保证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后,能够顺利地适应在美生活和学习,因此,这里的英文教学直接采用美国模式,学校实行严格的考试和淘汰制,定期举行期考、月考,每日都有口试,口试成绩也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。如果学生国学不及格,西学及格,仍然可以毕业;如果西学没有及格,国学即使分数再高也毕不了业。同时,清华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氛围的营造,校园内的演讲会、辩论会、戏剧、演出等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进行,各类告示与刊物也全用英文书写,甚至在校医院看病、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语。在这种沁润似的英语教学法培养下,清华园先后走出了“中国语言学之父”赵元任和“非汉语语言学之父”李方桂。

  在官办学堂如火如荼地培养新式人才之时,教会学校也在中国各地悄然生长。作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学校,马礼逊学校对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持批判态度,校长布朗自诩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“训练整个人,包括德、智、体”,因而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注重系统性和计划性,并能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,设置不同的课程,采用不同的教学法。在教学上,学校反对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,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,做到“不须远征,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”。表现优秀的学生,更有机会赴美留学,中国留学的先驱、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  官员:“佶屈聱牙” 汉字注音

  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。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,为此,他注意“采访夷情”,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,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,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。

  为了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,55岁时,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。怎奈当年没有音标,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。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、常用的专有名词、英文数词、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,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,为了便于记忆,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,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“柴诺”,doctor后注“诺克拓”,trade注“吐烈”。

  到了晚清,皇权已被架空,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的手中。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,但他仍然是“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”。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,他不会外语,却深谙“临时抱佛脚”之道:每每出使之前,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,现学现卖,倒也应酬得来。

 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,李鸿章又请来翻译,想重操故技。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,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。最后,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,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:“请坐——杀鸡切细”(Садитесь),“谢谢——四包锡箔”(Спасибо),“再见——大四位达理也”(До свидания)”等等。虽说方法不考究,但沟通效果却不差。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,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,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,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,询问丘吉尔:“首相阁下,您说的英语,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?”

 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就将这种用汉语注音学习法发扬至极。《翁文恭公日记》记载:“诣总理衙门,群公皆集。未初,各国来拜年。余避西席,遥望中席,约有廿余人,曾侯与作夷语,啁啾不已。”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,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“啁啾不已”,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“流利但不合文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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