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远的感念:我心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

古城清风

分享人:古城清风

2015-09-10 | 阅读:

  总理逝世时,我远在长沙的母亲是湖南省轻工厅副厅长。当时“四人帮”明令禁止追悼活动,母亲主持了好几场追悼会,讲总理的往事。她说,即便第二次被打倒,她也要悼念她爱戴着的、也是人民爱戴着的好总理。

周恩来与邓颖超于长城合影

周恩来与邓颖超于长城合影

口述:贝璐瑛,整理:秦海,本文摘自《文史博览》2008年第9期

  我的父母都曾在周恩来、邓颖超身边工作过,后来还有过交往,受到周总理、邓颖超的教诲和帮助。这是他们永远的感念,也是我永远的感念。

  总理改变我大哥命运

  我父亲叫龙潜,是四川云阳(现在属重庆市)人,1910年生,爷爷是个小地主。

  我父亲从小好学,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。云阳是个山区,父亲能考到上海去,爷爷十分骄傲。但怕父亲到上海后不再回来,就给父亲说了一门亲,强迫父亲结婚。婚后不久,父亲就去了上海。

 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事。当时的上海,革命思潮汹涌,我父亲很快便接受了革命思想,参加了中国共产党,搞学生运动。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,党的领导人正犯着“左”倾错误,常常盲动。一次,他们在一个小剧场秘密开会。这剧场只有两个出口,这就犯了秘密工作的大忌。由于叛徒告密,剧场被反动军警包围。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被抓,我父亲也被逮捕。这就是当时有名的“共舞台”案件。

  我父亲被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里。1937年“西安事变”后,国共合作,我父亲才被放了出来,曾在李克农领导的“社会部”工作,人称“龙副官”。先在武汉,后随李克农辗转到了重庆,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当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。周恩来当时是党的副主席。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,秘书还有乔冠华、龚澎、荣高棠等。

  龚澎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,人长得很漂亮,口才又好,英语也极好,是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。发布新闻时,她通常中文、英文同时发布。人气很高,是当时“重庆一绝”。国民党十分妒嫉:这么漂亮、这么有才气的女子怎么竟被收到了共产党的旗下,而且如此忠诚!他们也想找这么一个人,然而漂亮的没有口才,有口才的又不漂亮,漂亮又有口才的英语又不行,更没有龚澎那样火一样的革命激情。当时的记者,特别是西方记者,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新闻,都一定要来参加。

  “文革”初期,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。一次,造反派抢走了她记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。她又气又急,结果中风,半身不遂。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,非常生气,曾几次对造反派说:你们不把龚澎的笔记本交出来,我就绝不同你们对话。

  讲到这里,不妨插一段“花絮”。有个叫赵浩生的人,当年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。1972年,尼克松访华后,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。退休后给美国的大公司做顾问。他一次来华,请我吃饭(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)。听说我父亲重庆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,也说起他对周总理的印象。

  他说他当时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,周总理对他的态度也很好,很亲切,从不歧视他。一次聚会后照相,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,躲得远远的。周总理把他拉过来,还拍拍他的肩膀,让他站在身边照了相。他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,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。所以他写的一些新闻稿,也常常塞进一些共产党的说法。

  还是回到我父亲的事情上来。我父亲在武汉时,便同我母亲结婚了。对于家乡那个爷爷包办来的夫人,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,又何况多年在外,后来再没有见过面。只是听说爷爷死后,伯父把家产全都据为己有,把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和儿子赶了出去。

  这女人很坚强,也很能干,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,还省吃俭用,寄钱给坐牢的我父亲。父亲当即把这些钱交给了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。钱不多,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,可以用来买通看守跟外面通消息,给有病的难友买药治病。父亲出狱后,时局很乱,又忙于工作,也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,因此也没有联系。对这桩婚姻,母亲也是同父亲结婚后才知道的。

  但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。不是父亲告诉总理的,而是父亲在向组织填表时说明的。总理把此事放在了心上,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的第一个夫人。此时他们的儿子、也就是我的大哥已经十一二岁了。征求他们的意见,大哥的母亲希望能让孩子出来上学。总理遂安排把大哥母子从四川送到延安。大哥上学,其母学了护士。

  大哥叫龙骥,在延安一直上到中学。解放后,考上唐山铁道学院,学隧道工程专业,毕业后回到四川,为中国的铁路建设默默工作。其母因身体不好,早早退职,随着他一起生活。他们都十分感谢周总理,是周总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我们,包括我的母亲,也十分感谢周总理。周总理派人找他们,并不是父亲的要求,而是总理主动的帮助。由此也可见周总理对人的关怀和虑事的细密。

  母亲珍藏的一条裙子

  我母亲是宁波人,六岁时随外婆到上海,后来参加了共青团。抗战爆发后,母亲忍痛离开了重病的外婆,只身到武汉找党组织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经人介绍,同父亲结婚。

  母亲原来有名字,参加革命后崇尚高尔基《海燕》中的海燕形象,改名贝海燕。当时国共合作,共产党同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,成立了战时服务团,共产党员陈维清任总干事,我母亲担任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。

  邓颖超特别喜欢我母亲,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我母亲。母亲舍不得穿,珍藏着,后来从重庆到延安,解放后辗转到长沙,好多东西都丢了,这条裙子一直完好地带在身边,成了母亲一件珍贵的收藏。

  我母亲还有一件同邓颖超有关的事情,值得一说。在重庆,母亲怀上了我哥哥,便到了延安,也给安排了工作。当时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,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“扫荡”,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,所以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。为渡过难关,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,同时精兵简政,便把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下来了。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。哥哥出生后,母亲就带哥哥。

  当时,这样因怀孕、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的妇女不少,都向组织要求工作。邓颖超说,女同志都想工作,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,也得有人养育。于是她发出一个号召,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,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,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。

  一些人不愿去,因为当保育员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。那时同样也有人在意这个身份。我母亲响应邓颖超的号召,去保育院当了阿姨。据说甘于去当保育员的只有我母亲一个,所以邓颖超对我母亲印象很深,当时就表扬了她。

  我父亲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,得知母亲当了保育员,很不高兴。邓颖超听说后,专门把我父亲找去,严厉地批评了一顿,并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区别,要我父亲好好改造世界观。我父亲乖乖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。

  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的、有同情心的人,这从母亲对父亲的第一个夫人的态度也可明显感到。1978年,父亲去世。母亲竟给当时的中央老干部局写了一封信,说当时斗争环境艰苦,我父亲同第一个夫人离婚,虽然经过组织批准,实际上没有正式办过离婚手续。她对革命是有功的,当初在我父亲坐牢时还省吃俭用寄钱到监狱去,希望酌情考虑给一些经济帮助。

  老干部局的郑局长十分感动,说办了这么多丧事,从来没有第二个夫人为第一个夫人说话的,而且自己已经和丈夫离了婚。因此破例给大哥的妈妈一次性补助了8000元。这在当时,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我由此对母亲也更多了几分尊敬。1998年2月,最后任过湖南省纺织厅厅长的母亲去世,她工作过的湘潭纺织厂有一千多人赶来长沙参加追悼会,许多老工人泣不成声。

  父亲的尴尬

  解放战争中,父亲从延安撤出,然后随军南下,落脚到长沙,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,兼任湖南革命大学教务长。后离开长沙到广州工作。在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犯了错误,调到北京工作,在高教部任职。

  我一直以为父亲犯了右倾错误。后来我从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一书中才知道,父亲犯的是“左”倾错误。著名学者陈寅恪当时是中山大学的教授,父亲曾在大会上多次公开批评陈思想右倾,是“封建余孽”。那还是“反右”斗争前,对像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很宽容。这引起老教师们的反感,也不符合当时党对知识分子(包括所谓旧知识分子)的政策,所以父亲受到广东省委的批评。

  对此,父亲还一直不服气,到北京找周总理,诉说自己的“委屈”。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了父亲,父亲这才心悦诚服,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后来多次做了检讨。

  我上大学时,一次回到父亲那里,晚上睡在书房里,随便翻看父亲的东西。无意间翻出一封信,是云南大学一些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写给父亲的,父亲那段时间曾在云南大学当过副校长。信里赞扬父亲在困难时期与师生同甘共苦,关心师生的生活,特别是不走样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,让他们感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。我想这肯定是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以后,父亲切实吸取了教训,改正了错误。由此也可感知父亲对周总理的信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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